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的发布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对于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更好地学习“十四五”规划，把握经济工作方向，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十四五’规划解读与新发展格局构建”专题研讨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发言。

他表示，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现在面临的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问题，就是群体性的差距问题。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形成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循环，甚至相互强化的时候，要想缓解群体性的分配差距，要走向共同富裕，就非常非常困难。

他认为，唯有回归人本的发展逻辑，让物本的发展逻辑处于从属地位，才能改变中国当下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唯有通过以社会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来推动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达到两者协调、相互促进的效果，才能从大的宏观格局上为内循环的畅通创造条件，才能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维度

对这次五中全会的精神，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我也谈一点学习的体会。

把握五中全会精神，要从新的“四个全面”入手。新的“四个全面”的含义，从字面上看，只是改了一个“全面”，即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际上是有整体变化的：“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目标发生了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外“三个全面”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手段也自然会有变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现代化，这可从三个理论维度出发去理解：第一，物质维度;第二，制度维度;第三，人的维度。

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国家一直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提出“现代化”的概念，那个时候的“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物质的现代化，在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短缺，民穷国弱的这种情况下，物质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首要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物质的现代化跟国外的差距不断地缩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了，所以物质的现代化应当说完成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目标。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点来看，物质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我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现代化维度的变化以及现代化核心的阶段性调整转变，从一个维度转向多维度，现代化的核心从物转向人。我国发展到了新阶段，还沿着原有的物质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发展的轨道是不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制度现代化，也就是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制度的现代化做了更加完整的部署，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促进物质的现代化。现在更加强调人的现代化，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这里面就包含人的现代化。

中国发展的新逻辑：效率与公平融合

三个维度，从纵向历史来看，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它们是一个继承和叠加的关系。推进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的同时，现在转向了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五中全会的一些新提法，比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生福祉、生态文明等等，实质上都是围绕人的发展来考虑问题的。中国发展到这个新阶段面临的动力问题是创新的问题，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改革创新”，把“开放”浓缩到“改革”当中，单独提出“创新”与改革放在一起来表述。而创新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涉及人的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以国民的健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提升为基础。只有全体国民素质和能力全面提升，才能有创新的广泛社会基础，才能提升发展的动力，提高效率;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才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没有全体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贫富差距要缩小也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发展应当形成一个效率与公平融合的新逻辑。过去的发展是物质的发展，通过物质的发展实现人的发展，再落到物质的发展，把物质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在发展的逻辑似乎有了变化，人的发展再到物质的发展，再到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物质的发展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中介。以物质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时候，人的发展就成了一个中介，就成了一个手段。过去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时候，人的作用更多是当做生产要素来看待，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把劳动力、消费当做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手段或途径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人没有被视为核心地位。在短缺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短缺问题，现在到物质层面不再短缺的新阶段以后，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大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中国发展进入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新阶段

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一个大的意义上的新阶段，是一个大时间跨度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的理解是中国发展的下半程。而之前的发展都可以归为上半程，小一点说，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扩大一点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多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再进一步可以延伸到近代，都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现在真正开始了中国发展的下半程，这个下半程应当追求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这个新阶段的现代化包含了物质现代化、制度(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从整体看，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内容很多都是涉及人的发展问题，比如创新的问题、民生福祉的问题、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这些定性的指标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以人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意味着现有的体制改革、政策制定，要换一个参照系来重新审视，一切都以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来考虑，更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不只是当做经济发展的要素对待。

城乡分治体制严重束缚人的平等发展

当前正在开启中国发展的下半程，就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新发展格局中核心的问题，不是物的问题，而就是人的问题。从物质的层面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人的问题，就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否被异化的问题。从社会的层面看，人的问题是涉及社会的基本权利平等的问题。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若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来看，怎么实现人与人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是核心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思考。城乡一体发展，其前提条件就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平等。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从1949年以来形成的以两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城乡分治，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城乡分治体制导致了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的二元结构在工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但是社会的二元结构没有完全解决，人作为社会主体，家庭的自由迁徙，到城市里落户，到其他地方落户，实际上还是有诸多限制。这由此衍生出群体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缩小分配差距，否则，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内循环难以畅通、壮大。而分配差距中最大的问题是群体性的差距。从高中低收入分组的角度来研究分配差距，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的，掩盖了群体性差距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现在面临的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问题，就是群体性的差距问题。这也是一个宏观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分配来看，群体性的差距有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也包括消费差距。其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群体性的能力鸿沟，就是群体性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起点的不公平、机会的不公平而累积形成的。比如，农民工这个群体现在近3亿人，他们被给予的公平机会、公平待遇在城乡分治体制下是不足的。农民、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能力不足，由此导致的群体性能力鸿沟，是城乡分治束缚了人平等发展的一个后果。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要缩小分配差距是非常困难的。分配差距若不能缩小，要扩大内需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群体性差距”妨碍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的。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发展模式，共同富裕的前提就是要人人努力，而人人努力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叫“人人参与”，人人参与就意味着机会要公平、起点要公平。个人之间的能力总是有差距，无法消除，永远存在，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这种差距;但倘若这种能力的鸿沟是一种群体性的现象，就不是个人努力能解决的问题。个人再怎么努力，若生下来就是农民，就会遇到不平等待遇。过去农村中大多数的人，只能通过考学、参军改变现状。现在通过打工能也够改变，但在城中打工的农民，即使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只要“农民”这个身份未变，却享受不到同城待遇，这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群体的能力普遍偏低的现象。群体性的能力低下，不能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只能是群体性的低收入，所以整个群体就称为低收入群体。我国现在大概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6亿人大多数就是农民，他们生下来就被贴上了“农民”这个社会身份的标签。要想农民的收入获得增加，一个前提是能力要提升，这就必须改变基于所有制的城乡二元体制。

2003年，在财政上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当时喊出来一个口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这是对原有财政模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财政长期来不是全国人民的财政，只是“城市财政”、“全民所有制财政”，对农民、农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不在财政的视野之内。此后，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不再把农民、农村当做是财政份外的事情。这个时候的财政才开始变成了全国的财政、全体老百姓的财政、就变成了人民的财政。财政上虽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户籍制度有所调整，但是依然在教育、养老等方面，还是有权利的差别。

政协前不久讨论的租购同权的问题，也是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国民平等地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大打折扣。即使进了城，却因为身份问题，还是无法去享受平等的待遇。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形成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循环，甚至相互强化的时候，要想缓解群体性的分配差距，要走向共同富裕，就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回到以人为本的逻辑上来。发展是依靠所有的人，不是依靠少数的人才，应逐渐去解决群体性不平等的问题。现在经济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而社会改革相比经济改革更加滞后，其体制、机制、框架，和实行计划体制时相比没有发生质变。经济视角的改革、发展固然重要，但若社会的不平等跟经济的不平等问题不能有效缓解，结合起来甚至相互强化，造成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难以预料。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只有人本的发展逻辑为主导，而不是让物本的发展逻辑为主导，这样才能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无疑是让资本在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让资本“说了算”。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尝试要限制资本“说了算”的范围，不能让其蔓延到整个社会，以此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探索、创新和对之提出的挑战。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形成，源于工业化条件下资本逻辑主导造成的人的异化，人被物质资本广泛支配，结果社会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的日渐扩大，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警醒，应将发展的逻辑和焦点真正拉回到人本上来。唯有回归人本的发展逻辑，让物本的发展逻辑处于从属地位，才能改变中国当下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唯有通过以社会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来推动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达到两者协调、相互促进的效果，才能从大的宏观格局上为内循环的畅通创造条件，才能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