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日本、韩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是前车之鉴

李纪恒的文章引发媒体广泛解读。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就算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

考虑到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下面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说明低生育率危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至1948年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节育的措施。随后日本生育率逐步下降，到1950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叶，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到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到1.26。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到1.45，但一直未能提升到1.5以上。近年来，日本的生育率在1.4左右。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不断上调，目前，日本退休年龄为65岁，将于明年4月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另外，《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已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国移民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缺口。

韩国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随后，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0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拨款3.7万亿韩元(约合37亿美元)以提高生育率。这一数字约合37亿美元，不到韩国GDP的0.5%，与欧洲国家相比，仍是相对较低。

尽管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2017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2019年，韩国的生育率跌到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去掉二孩堆积，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近几年，由于存在二孩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归因于二孩堆积效应，所以，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之间。

比如，在2017年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实际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可见这几年的数据存在着特殊性，是在刚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所产生的特定情况，并不具备长期的可复制性。如果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10到2015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73、0.67、0.80、0.78、0.72、0.56。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的情形来看，未来的生育率回升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虽然中国的整体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已经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至今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中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困难重重。而且，中国的现在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左右，未来随着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现在日韩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仍然无法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有人说，鼓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是例子吗?但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会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可以称为“低生育率深渊”。媒体上总在说日韩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生育率多么低，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也会比日本更低，或许会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况且，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要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作者 梁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