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不过笔者分析认为，被视为“特朗普冲击”的政策主张存在着诸多悖论甚至冲突和矛盾，不仅对美国经济，也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的风险。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贸易创造。事实上，“特朗普冲击”的出现并不是个别现象，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倾向保护主义。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

而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国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实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事实上，从中美的贸易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正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中国在美国出口占比渐增，若实行贸易保护，将可能遭受中国的贸易反制，受损的不仅是中国，更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汽车、飞机和专业设备等。同时，对于那些短期内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日用消费品征收高额关税将大大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

其次，特朗普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货币收紧政策之间的冲突。金融危机之后，乃至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间，美联储长期实施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资本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零利率政策持续将通过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滑降低长期实际利率水平，并导致名义利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形成了“负向循环”。美国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这导致美国基础货币6年里至今增加4倍，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占GDP比例也由2007年的6.3%上升至2014年的26%(峰值水平)。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债务债权结构来看，为美国廉价融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变了全球金融货币循环，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外汇储备对GDP比例降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历史均值的5%左右。这也意味着以美国真实利率为基准的全球利率水平，将随着全球失衡的纠正和美国国债等债券融资成本上行而进一步提升。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债务余额比例已经达到21%的警戒线，在特朗普实施大规模减税和实施5500-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财政赤字的背景下，美国真实利率水平可能进入快速上行通道，不仅财政预算可能捉襟见肘，也可能加剧美国债务恶化风险。

第三，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移民政策”势必伤及美国经济。当前，美国正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的拐点，美国生育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持续的下降通道，人口普查局公布美国人口最新数字为3.21亿人。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基本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尤其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表现得较为明显，2000年时美国人口增长为1.099%，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0.706%，这13年间人口增长12.06%，年均增速为0.88%，明显比之前的人口增速慢。2015-2016年，美国人口仅增长不到0.7%，创1936-1937年以来新低。特朗普移民政策强调打击非法移民，这也意味着每年大量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而后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大幅减少，届时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移民数量的下滑等多个方面合力，可能让美国人口增长更趋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