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1起，反补贴调查9起，合计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0起，发起调查案件数量比上年猛增81.1%，涉案金额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贸易争端压力上升之迅猛，可见一斑。但倘若有谁据此就作为看空中国经济的理由之一，或是以为美国可以凭借中国对其巨额出口、以大规模贸易战要挟中国接受不合理的经济索求，这种思维方式又未免失之过分简单。

首先，与很多人自觉不自觉的思维定式不同，中美经贸关系并非你之所得必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完全可以将其大部分成分保持为“双赢”。美国财政、贸易“孪生赤字”如此巨大，而且还在继续快速膨胀，这种经济模式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永久延续下去的;动大手术改革调整，势在必行。有鉴于此，我完全理解美国朝野上下特朗普所代表的那一批势力对矫治美国经济痼疾、稳定美国宏观经济的期望;也只有美国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运行，才能保证中国对美经贸，乃至整个中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发展。

因为美国与小微贸易伙伴不同，其宏观经济运行稳健性对中国经贸绝非无关痛痒。对小微贸易伙伴，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其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国民经济运行健康，我们向这个市场销售，从这个市场购买;其国民经济出现问题，我们暂时、或较长时间撤出这个市场、等待其恢复正常就行，因为小微贸易伙伴国民经济运行正常与否无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大局。但美国市场对我们的影响不是这个层次，我们对美国市场不可能采取在小微经济体市场的策略。

倘若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能够切实降低美国国民储蓄的赤字，那就意味着中国产业能够获得一个更可持续的巨大外部市场，也意味着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改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寻求以合理条件与美国达成一系列经贸协定，中美两国同步开展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实现两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步增强的双赢，也为整个世界经济创造更稳定、更乐观的基调。

中国应该争取中美双赢的经贸安排，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厢情愿就能达成的，究竟能否实现上述最优结果，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美方的动作。从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外交战略演讲，到他的就职演说，在这些正规、比较系统陈述自己理念的场合，他表达了自己与中国、俄罗斯开展互利合作的愿望，他选择的驻华大使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选择的阁员中不乏与中国各方面联系千丝万缕者，元宵贺电、与习主席的通话也表明中美关系磨合似乎正在走出特朗普胜选之初的波折。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关系能否平稳运行，中美双边经贸争端能否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仍然存在不少不确定性。但只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当前的目标已经从此前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就不难意识到，即使发生中美大规模贸易战的情况，也未必真能损害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明乎于此，就不必继续不切实际地指望通过虚张声势的诈唬胁迫中国在未来的经贸争端和谈判中接受不合理的条件，吞下不合自己利益的苦果。

由于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头号制造业大国和头号出口大国，装备制造业产出2013年就占到全世界1/3，相当于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且产业门类齐全，至2009年新中国建国60年之时，我国就已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囊括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即使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国内也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逼近美国的中等发达“板块”，中国经济的目标已经从此前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为此，在长期内，我们要保持高于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速度，在全球经济景气期尤其如此。但经济增长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生无可挽回的国际性的经济贸易下滑，无论它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如同1930年代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的世界性贸易战所造成的，我们不必徒劳地追求在这个时候本国增长率与自己的历史纪录纵向比较，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的增长实绩与别国，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横向比较较好，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所占份额就会扩大，就仍然有利于我们“防范被赶超”。

次贷危机爆发后，在演讲和文章中，我一再提出，在国内政治经济基本面稳固的前提下，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加快摆脱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良机。为什么?在宏观层次上，不管是国家，还是行业、公司，其增长前景绝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指标，更取决于相对指标。因为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个危机时期，绝对增长速度大家都在下降，有潜力的国家和行业尽管绝对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但相对增长却在加快，也就是说他的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这样，在复苏时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份额，更多的收益。

比如说，在2007年这样的繁荣时期，中国的增长率有13%，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是8%，中国增长率比对手高5个百分点;在萧条时期，中国的增长率降到了8%，可能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一片惊呼：哇!中国危机!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5个百分点!但这个时候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降到了1%，甚至是负增长，中国增长率超过对手的幅度有七八个百分点，比繁荣时期反而领先更多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高更快了，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得的份额更大了。

2007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0.8%、新兴市场的24.8%，货物服务出口占世界7.8%、新兴市场的23.2%; 到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7.3%、新兴市场的30.0%，货物服务出口占全世界11.6%、新兴市场的31.7%， 无论是占全世界份额还是占新兴市场份额，都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在本世纪初前10年世界经济景气时期，作为仅次于中国的最热门新兴市场，金砖国家被视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正是在近几年的经济波动中，中国经济增长实绩总体上明显优于他们，导致中国在金砖五国经济总量中占比越来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以美元现价计算，2014年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66%，2015年相当于中国的50%，预计2016年相当于中国的41%。

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这样“自然”爆发的经济危机能够发挥上述助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作用，倘若美国如同1930年代强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引爆贸易战，效果也不会有两样。因为中美两国经济如今的分量决定了两国经贸不摩擦则已，一全面摩擦就注定是世界性的贸易衰退。

在本专栏此前刊发的文章《中国抓住了不可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中，我提出，通过及时入世，中国成功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倘若美国经济变得内向，倘若中美经贸争端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衰退，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未必会受损，而后发国家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希望大大降低。印度、越南堪称最热烈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问题是1953年新中国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印度很快就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份额上相对于中国的原有优势，从1948年的2.2%(印度)对0.9(中国)变为1.3%(印度)对1.2%(中国)，此后差距一路拉大，也未能及时抓住本世纪初的外部市场有利时间窗口，2003年为0.8%(印度)对5.9%(中国)，2015年为1.7%(印度)对14.2%(中国)。时至今日，外部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印度还有希望消除这样的差距吗?

既然即使发生上述最糟糕状况都无损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国未来的贸易争端谈判对手们还要以为全面贸易战的恐吓真的能把中国吓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