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为什么要把增速目标定为6.5%左右?“更好结果”又指的是什么，从哪里来?

“更好结果”意味探底结束吗

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有望从L型的“一竖”过渡到“一横”

2016年，中国经济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7%、6.7%、6.7%和6.8%，这让不少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或会调高。然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却将GDP增速目标下调至6.5%左右。为什么是6.5%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表示，针对今年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的因素，考虑到国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GDP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6.5%左右的增速，与民生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增速的底线，就是为了保就业，只要就业上不出问题，经济增长速度略高一点、略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按目前的弹性系数，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90万到200万人的就业，6.5%左右的GDP增速，就能实现1100万人以上的年度就业目标。”黄守宏说。

6.5%左右的增速，又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衔接。根据测算，今后几年，经济增速保持年均6.4%多一点或者接近6.5%，就能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那么提出“争取更好结果”又指的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探底已经结束?

“‘更好结果’就是高一点的增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说，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实现6.5%的增长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只要不发生较多不确定性事件，增速很可能比6.5%更高。但是，我们还是将增速目标定为6.5%左右，也是为供给侧改革解决结构性矛盾留出一定的弹性空间。

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不太会出现V型或U型反弹曲线，但基本上已从“上半场降速阶段，过渡到下半场提质阶段，有望从L型的‘一竖’过渡到‘一横’”。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经过近7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已非常接近底部了。2017年就是中国经济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期的验证期。转入中速增长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是否触底和进入中速增长期，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

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中国经济还是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今年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要看效率基础怎么样。”厉以宁分析，效率基础既包括物质基础，也包括道德基础，即认同感、凝聚力、共同的危机感等。“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党的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表明2017年经济增速可能会突破6.5%，也可能有更多的经济成就。”

不过，专家同时也表示，对于“更好结果”不应有过度的“速度期待”或“速度焦虑”。“‘争取更好结果’并非就是要搞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而是释放一种积极信号，引导各地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撸起袖子加油干。”尹中卿说。

实现6.5%左右都有什么牌

人口大国的市场潜力，“富起来了”的消费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滚滚红利

在过去6年中，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回落至2016年的6.7%。与此同时，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出现分化，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有所累积等问题，也浮出水面。那么，今年中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实现6.5%左右的增长吗?

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GDP达到6.5%左右的增速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比6.5%更高的速度，也完全有条件实现。“‘6.5%左右’是一个相当好的表述，代表我们的信心，我们也确实有潜力、有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当然如果国际上出现一些我们无法掌控的‘黑天鹅’事件，那可能会比6.5%稍低一点，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信心来自于人口大国的市场潜力。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内需市场为经济运行保持中高速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中国内需市场巨大。不少西方国家全国的人口也就三四千万，我们有近14亿人口。”

信心来自于“富起来了”的消费动力。中国告别了“衣食住行”的短缺经济，但大工业时代标准化、批量化的供给越来越无法适应大众高品质、个性化的需求。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将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当下的中国，表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了，钢铁、煤炭都多了，什么似乎都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还有太多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健康、教育、文化等‘幸福产业’，所以说投资中国还有大把的机会。”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

信心还来自于新型城镇化释放的滚滚红利。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7.35%，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恰恰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回旋空间。“城市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且是生产率上升的驱动力。”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说。

“争取更好结果”如何发力

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今年中国经济能否争取到“更好结果”，关键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的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

“化解上述三大失衡，我们必须瞄准主要矛盾，向结构优化找出路，在供给侧上下功夫。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效率，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何立峰说。

深化改革，要创新制度供给，妥善处理“两只手”。

“当下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问题，深刻根源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是市场没有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举例，目前去产能过程中，使用见效较快的行政手段比较多，但根本途径还是改革，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产能问题。“否则，很可能这一轮去了，下一轮又起来了。”

深化改革，要坚持创新战略，绝不能走回头路。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避免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经济增长回到过去粗放增长的轨道。”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振兴实体经济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但这不是简单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规模扩张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数量和速度。

深化改革，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控潜在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风险，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可能有些地方的同志还是有速度情结，追求以短期投资拉动的高速度，但是这种高杠杆下的高速度是高风险的。”刘世锦认为，我们强调质量和效益，不是不重视速度，是强调了质量和效益以后，才能赢得更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建立在防风险、没水分、可持续的基础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7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