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类似问题。通过对问题治理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制度的差异。以“厕所革命”为例，印度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又都有着规模庞大的人口，两国政府在治理厕所问题上都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印度的“厕所革命”始于一桩因厕所引发的妻子离家出走事件。印度中央邦一名妇女因丈夫家中不建厕所愤而离家出走。她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还被拍成电影，进而引发“厕所革命”。由于传统信仰认为在家“方便”是不洁的，因此印度有将近6亿人在户外解决，超过70%的农村家庭没有厕所。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后，发起了“净化印度”运动，立志到2019年，做到印度要“家家有厕所”。为了鼓励印度家庭建厕所，印度政府补贴建设成本的一半，地方政府再补贴1/4，家庭只拿很少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样，效果也不理想。据统计，印度2015年建了490万座厕所，2016年建了580万座。按照这个速度，要实现2019年6000万家庭都有厕所非常难。

我国的厕所问题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两管五改”中就包括农村改厕。国务院在1992年下达《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将普遍提高“卫生厕所普及率”列入“九十年代我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主要目标”。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82.7亿元，改造农村厕所2103万户。截至2013年底，官方公布的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年的7.5%提高到74.1%，改厕数据非常喜人。

从2015年起，我国的“厕所革命”从乡村又扩展到旅游系统，在各大旅游景区展开了一场“厕所革命”。2015年初，中国国家旅游局制定《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从2015年到2017年，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7万座。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共新改建旅游厕所6.8万座，提前5个月超额完成“厕所革命”3年行动计划。

从“厕所革命”的效果来看，印度由于宗教信仰、执行体系效率差，治理效果差强人意。该国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无法形成一个“做事”的强势政府，无法克服各种传统宗教以及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导致在重大问题的治理上步履艰难。而中国则是依赖各级政府的综合治理，实现从上到下的政策目标。近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抬印贬中，硬说印度治理制度先进，至少在“厕所革命”上是与事实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