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季度全球经济一片萧条。将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上年同期对比，在占全球经济总量68%左右(按世界银行2019年数据计算)的五大经济体中，印度经济的衰退幅度最大，GDP同比下降23.9%;欧盟次之，GDP降幅为13.9%;美国的经济形势略优于日本，两国GDP分别下降9.1%和9.9%;中国是唯一录得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GDP同比上升3.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无疑是全球性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疫情下，各国经济活动纷纷陷入停滞：工厂停工、商铺歇业、居民减少外出消费。中国之所以能在二季度取得正增长，也是因为疫情较早得到了控制。相比之下，其他大型经济体意识到疫情爆发的时间较晚，社交隔离等封锁政策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集中在二季度。

经济刺激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了减轻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各大经济体均使出了浑身解数。

美国政府出台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CARES Act)，向美国经济各部门提供2.2万亿美元的援助。为了配合该法案的实施，美联储(Fed)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下限降至零，并宣布“无限量宽松”，即根据“需求”购买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MBS)。

连番刺激之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20财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联邦预算赤字将达3.3万亿美元，是2019财年的三倍多。“无限量”的资产购买计划也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暴涨，其总资产已经从年初的4万亿美元左右快速升至7万亿美元。

欧盟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罕见地在财政领域取得了团结，就规模为7,500亿欧元(1欧元约合1.18美元)的经济复苏基金达成联合发债协议，以帮助成员国抗击疫情并重启经济。欧盟此举克服了欧洲财政一体化的两个历史禁忌，即长期反对欧盟共同发行债券，以及坚决反对各国之间的明确财政转移(即使是暂时的)。因此，此次筹集的复苏基金被称为“未来一代的欧盟”(Next Generation EU)。

在疫情开始前就进入负利率时代的欧洲央行(ECB)也额外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大流行紧急采购计划(PEPP)，并于6月4日追加6,000亿欧元购买额度，使PEPP的总规模达到1.35万亿欧元。此外，欧洲央行现有的资产购买计划(APP)也将以每月200亿欧元的规模持续下去。

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经济也是拼尽了全力，于4月推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094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又于5月推出了规模空前(117万亿日元)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至此，日本为应对新冠疫情而推出的财政刺激规模已达225万亿日元，约为2019年GDP总额的40%。

与美国和欧盟不同，近二十年来日本的货币政策整体始终向着越来越宽松的方向发展。疫情到来前，日本长短端利率均已处于极低水平(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已经为负，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零左右)，日本央行(BOJ)的国债购买规模也已经达到每年80万亿日元。但是，为了稳定市场，日本央行还是在疫情爆发后将增加了其他资产的购买规模，其中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的购买规模增加了一倍至每年12万亿日元。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政府的应对措施相对乏力。由于早在疫情爆发前，印度财政就处于过度扩张状态，印度政府的财政空间并不大。即便如此，印度政府还是出台了20.97万亿卢比(1卢比约合0.014美元)的刺激方案，用于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市场流动性支持、工人和商贩救济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印度央行顶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于3月和5月两次下调政策回购利率，将利率水平拉低了115个基点。

经济重启 复苏之路道阻且长

尽管各大经济体竭尽所能地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也逐渐进入经济重启阶段，但是预期中的经济“阵痛”似乎迟迟无法消退，经济复苏的道路始终被阴霾笼罩。

一方面，在疫情控制方面，部分大型经济体做的很差，增加了经济重启的不确定性。

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最大，但是却没取得性对应的效果，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疫情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HU)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639万例，死亡病例累计已经超过19万例，均为全球最高。

9月以来，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的逆转来得太迟了，也不意味着美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如果美国政府和民众放松警惕，疫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印度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比美国更差。印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与其说是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不如说是维护社会稳定。3月，印度政府在没有掌握疫情扩散程度的情况下封锁城市，勒令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返乡。这导致疫情在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印度农村快速蔓延。

随着经济衰退开始引发社会动荡，印度政府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又逐渐放开封锁政策，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蔓延。目前，印度疫情仍处于爆发阶段，连续多日创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高。截至9月10日，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450万例，死亡病例累计已经超过7.6万例。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提振效果正在消失，经济却没有实现V型反转。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至4月间，美国的非农工作岗位累计减少2,200万个。然而，5月以来美国非农劳动力市场也仅恢复了1,060万个工作岗位，仍有超过一半的岗位没有恢复。欧洲和日本的就业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欧盟统计局(Eurostat)和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欧盟和日本的失业率双双达到近三年的高点。

此外，欧盟经济核心德国和日本均较为依赖外贸。但是，由于全球经济普遍衰退，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德国和日本的外贸交易额迟迟无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德国工商总会(DIHK)外贸负责人沃尔克·特里尔(Volker Treier)表示，“出口贸易正在非常吃力地从新冠危机低谷中走出，但是总体而言，外贸复苏的程度仍然令人失望”。

与美国和印度相比，疫情发生前欧盟经济事实上还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而日本经济低速增长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因此，疫情的出现对欧盟和日本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其复苏的道路也将更加坎坷。

复苏艰难 各国缺乏增长动力

经济就像一列运行的列车，停下来之后想要再次启动，就需要一个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此前，各大经济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运转，从作用效果来看，仅仅起到了支撑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稳定现金流的作用，距离快速刺激经济复苏还差得很远。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只能勉强使经济列车不至于刹车过猛酿成事故，还不足以令经济列车重新高速运行。

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全球经济列车的“火车头”。2010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0.6%，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泥潭。但是，如今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仅为3.2%，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很难超过3%，不足以担起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

在缺乏外部增长动力的情况下，各大经济体只能从内部寻找新动能。由于经济衰退时私人部门缺乏消费、投资的能力和动力，因此各国能够依靠的只有政府投资。

目前，美国因国会两党在大选前互相推诿，难以通过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欧盟由于财政一体化程度较低，很难就大规模政府投资达成一致;日本受困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即使政府有能力大规模投资也难以形成内生增长动力;而印度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外汇储备较少，继续加大财政支出的能力十分有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显示，随着居民失业的时间越来越长、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全球经济阵痛的持续时间或许比预期的时间要长。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高斯(M. Ayhan Kose)预计，“直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仍无法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复苏或将等到2022年前后”。因此，在各大经济体缺乏增长动力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前期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