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至1922年是齐白石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家乡连年兵乱、土匪横行，齐白石非常无奈地认识到“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1919年农历三月初，他生平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要“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齐白石

这四年间，齐白石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结识了梅兰芳、胡南湖等众多京城文化名流与政界达人，并得到他们的赏识与鼎力支持；他的画作赴日本参加展览大获成功，由此声誉日隆，“海国都知老画家”；他娶了胡宝珠作为“副室”，并有了他们俩的第一个孩子良迟……齐白石在这四年里的人生“密度”之大，超过他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时段。

【资料图】

不过，在短短四年里，他竟然在北京搬了九次家，他在北京、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往返奔波，更是多达十三次。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来形容他这期间的生活状态毫不为过。但同时，他毅然践行“衰年变法”并开始见到明显成效，为后来一跃成为世界艺术巨匠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不过，《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2010年12月，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年至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前段时间，笔者根据日记手稿，厘清了这四年间，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轨迹。

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没有住过龙泉寺

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对齐白石1919年至1922年期间在北京多次迁居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址，齐白石确实住过，但也有个别地址实际上并没有住过。先将《自述》里的相关内容引述如下：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我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这是我在北京正式租房的第一次……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灯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

刚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

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战事停止后，我们全家，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比石灯庵更加嘈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迤南三道栅栏六号……

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

齐白石1919年居法源寺时所画《砖纹若鸟稿》 北京画院藏

先看1919年的部分。经笔者考证，1919年秋，齐白石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并非实情。查齐白石《己未日记》手稿，齐白石从1919年三月初四（以下皆为阴历——注）到京，直到九月十三日起程返回湖南，期间一直住在法源寺，从未提及搬迁，也无租赁住房之事。关于这一年齐白石在京住所，《己未日记》有多处明确记载：

（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七月廿二日至闰七月初二期间记）……昔赵无闷尝居京华，喜刻印……己未七月十有七日，湘潭齐璜时寄萍法源寺。

由上述引文可知，截至1919年的七月十七日，齐白石一直住在法源寺。那么，七月十七日之后，齐白石有没有可能另外租房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齐白石对于搬家之事非常在意，查阅他的《庚申日记并杂作》可以发现，暂时住一两天的地方，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记录，而《己未日记》中却完全没有七月十七日之后租房的记录。

其次，齐白石对于银钱往来一向都非常在意，在日记和各种杂记中记载十分详细。《己未日记》中除上述法源寺佃房费用外，尚有大量关于银钱往来的记录，有的仅涉及两块银元，也记录无遗，但却没有一条涉及“龙泉寺租房”费用支出的。如果真在龙泉寺租房，必然涉及银钱，齐白石不可能不在日记中记下此事。

更为重要的是，自八月中旬起，齐白石就在筹划回湘潭的事，而直到齐白石离京返湘的九月十三日当日，齐白石到了火车站以后，胡宝珠才由胡南湖送到齐白石身边（后文将要述及这件事情的始末），一起乘火车去湖南老家。那么，在离京之前的这段时间，独居且素来非常节俭的齐白石有什么必要另租新居呢？

再来看其他时间段齐白石的住所。笔者根据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1919年至1922年在北京的居所情况：

1919年三月初四，“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1920年二月廿二日，“米市胡同四十四号门牌”；1920年二月廿四日，“米市胡同”；1920年三月初一，“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葆生家”；1920年五月廿八日，“帅府园十一号”；1920年七月初九，“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1921年十月十五日，“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1921年十月廿七日，“前王公厂石灯庵”；1922年六月初二，“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这四年间，他共搬家九次。

齐白石在1920年这一年，先后住了五个地方，其中涉及庙产的只有一处，即当年七月初九迁入的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那么，《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所写的由龙泉寺迁石灯庵之事，并不存在，因为龙泉寺从来就没住过。

齐白石1920年居观音寺时所画《菊鸟图》中央美术学院藏

而且，齐白石搬到石灯庵，不是《自述》中提到的 1920 年，而是在1921年十月廿七日以后。根据这个时间，他在观音寺住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也不准确，实际上是一年零三个多月（搬石灯庵之前，他在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住了十二天）。1920年齐白石住到观音寺，也不是胡宝珠托人找的，因为此时胡宝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南湘潭。

1920年到京无处落脚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写道：“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这给人一种印象，齐白石1920年再次来京后，只是因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才搬家的。实际上，齐白石1920年年初来京时根本没有地方可住，他当时下了火车就随身带着行李，辗转求租住处，连续奔波八九天都没有一个安稳落脚的地方，简直是“其苦万状”，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二月）廿二辰刻到京。至法源寺无房可居，即移南湖春雪楼，亦无处置榻两宿。再迁米市胡同四十四号门牌。余先不知此处属公事所，即将迁出。

廿三日，法源寺相调房间未得。

廿四日，偕马吉皆去象坊桥观音寺佃房间，未妥。午后将行李暂移米市胡同。

三月初一日，余迁于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五爷家居焉。此处余可过暑月，初来似清静。熙宝臣欲聘余往，郭五代为暂谢，约以少迟可矣。

如果齐白石此前租过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且此时仍可居住，齐白石大可以从容不迫地搬家，而不至于这般狼狈。

目前，各种齐白石传记、研究文章多以《自述》为依据，甚或运用文学化的笔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客观上对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史实造成误导，亟待加以纠正。

《自述》与日记手稿记载为何不一样

最令人不解的是，张次溪与齐白石有过长达数十年的密切交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他在《回忆白石老人》一文的开篇写道：

我认识白石老人，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的四月，那时我才十二岁，老人已是五十八岁了。我是随同先父篁溪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他的。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对先父说：“世兄相貌很聪明，念书一定是很不错的。”他还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

张次溪说他于1920年四月“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齐白石，并说“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前文已经说过，齐白石1919年秋根本没有在龙泉寺租过房，而且在1920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廿八日期间，齐白石是住在“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葆生家”。

张次溪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也会在回忆中出现如此错误？笔者认为，张次溪第一次与齐白石见面时年仅十二岁，尚处于少年懵懂年纪，他对于齐白石“摸了摸我的头顶”、“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这类比较感性的事，记忆相对比较深刻，而对于齐白石的住址与过往经历，则难以有清晰认知。

另外，由于《自述》是从1933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口述、笔录的，整个过程跨越十多年，许多内容甚至记录于1940年代后期。当时，一方面，齐白石年事已高，记忆难免失真；另一方面，《自述》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公开出版，出于各方面考虑，口述时难免有所取舍甚至“曲笔”。

与之相比，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

胡宝珠最初是伺候齐白石父母

目前市面上有些齐白石“传记”有关胡宝珠的部分表述严重失实，有的说胡宝珠是由陈春君“反复挑选”出来的，有的甚至还说，“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其实这都是属于凭空臆造，与《自述》无关。《自述》里的原话是：“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

《自述》说陈春君1919年去北京，固然失实，但是《自述》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些夸张表述。

已有研究者考证，胡宝珠最初是胡南湖赠给齐白石的“婢”。关于齐白石与胡南湖的相识，以及胡南湖“赠婢”之举，齐白石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1919年七月）初七日：胡南湖，人最慕余，一见如故，请余游城南游艺园……

（闰七月）十八，……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

为什么胡南湖要主动跟齐白石提出“赠婢”话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齐白石对于父母年迈、照顾乏人之事一直萦怀，而且很可能向刚结识不久的胡南湖主动提到过。《己未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闰七月）十六日，夜作第十一号家书，明日即发。言请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来京读书、今冬延师事。

这条记录写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提出“报公以婢”之前。或许正是在齐白石想要找个婢女在湘潭老家侍奉年迈父母的关口，胡南湖得知此事，遂提出将一个婢女送到齐家，以满足齐白石照料父母之心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已明确提出“赠婢”之后，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九月十三日，在齐白石即将乘火车返回湖南老家时，胡南湖才将胡宝珠送到齐白石身边，而且直接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

（九月）十三日：八钟买车南返。至车站，胡南湖送宝珠来，姚石青、马吉皆亦来为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己未日记》手稿本页本条上方的天头位置，齐白石用浓墨竖写了一行字：“宝珠来时”。此四字不仅墨色与正文有异，且字体也很不一样，明显是后来补笔。齐白石有在日记页的天头位置写提示性摘要、作标注的习惯。本页天头，除了“宝珠来时”四字以外，还有“书”、“确己未年”、“药”等文字。“宝珠来时”四字竖着挤写在“药”与“诗”两字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来时”二字甚至写到了下面正文的行间，这充分证明这四个字是后来补写的。

合理推测，这四个字应该是在后来胡宝珠的身份发生变化（由“婢”而变为“副室”）之后，齐白石忆及胡宝珠最初进入齐家的情形，而特意加以标注的。这个标注反过来也说明：1919年九月十三日之前，齐白石并没有与胡宝珠在北京同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为“成家”而特地租房之事。

事实上，齐白石不但没有在北京与胡宝珠“成家”，而且在齐白石将胡宝珠带回湖南老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胡宝珠的身份仍然是“婢”，即女佣。

胡宝珠何时由“婢”为“姬”

齐白石有一通1930年致姚石倩的书信，证明胡宝珠到齐家以后，先是为“婢”，后才成为“姬”（即侧室、姨太太）：

友人赠来之婢，今已为姬，生有男女五人矣。赠婢之友人不通音问，未知平安否？殊念念。

“赠来之婢，今已为姬”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胡宝珠到齐家时，并不是以“姬”的身份“嫁”进齐家，而是到齐家来做“婢”即女佣的。

胡宝珠由“婢”为“姬”，有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笔者考证发现，这个身份转换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20年九月到1921年正月之间。齐白石手稿《庚申日记并杂作》里有大量线索可以佐证这一点：

（1920年）三月初四日，发家书第二号。（与内人及子贞及宝珠……）

（四月）十三日，得子贞书，……复子一函（四号），并宝珠一笺。

齐白石于庚申年（1920）的二月廿二日到京，十一天后，第二次写家书，就有专门写给胡宝珠的话，后来更是单纸另写，这可以说明两点：一、胡宝珠在湘潭，而不是在北京；二、胡宝珠在齐白石心目中的角色已发生微妙变化。因为如果仅仅是交代胡宝珠如何“侍奉”好年迈的父母，完全可以由陈春君或者长子子贞代劳，没有单独给胡宝珠写信的必要。

齐白石刚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给家里的“婢女”接连写信，已属不同寻常。《庚申日记并杂作》中还有一些涉及胡南湖的记录，值得引起格外关注：

（1920年九月）初九日，……又与胡南湖书，寄上海山海关路森益里。晚间又与邮片。

十七日，……夜深有打门者，南湖快信到。

十九日，答南湖书，并寄画大小四帧。

齐白石《己未日记》手稿。在上方的天头位置，齐白石用浓墨竖写了一行字：“宝珠来时”。北京画院藏

胡南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前文所引《己未日记》相关记载已经证实。为了齐白石的一幅篱豆画，胡南湖可以“报之以婢”，那么齐白石“寄画大小四帧”，胡南湖又将何以为报呢？或者说，齐白石这是为了感谢胡南湖为自己做的什么呢？也许紧接着的另外两则日记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1920年九月）廿日，得子贞家书，言宝珠事。

廿一日，发家书，言宝珠事。

接连两封来信、去函，不说别事，专门“言宝珠事”，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言宝珠何事？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大概率是与胡宝珠“身份转换”有关。将其跟此前齐白石与胡南湖之间的“快信”联系，以及“寄画大小四帧”的不寻常举动联系起来看，大体可以作如下合理推测：

经过齐白石与胡宝珠之间多次通信联系后，到1920年九月，胡宝珠由“婢”为“姬”的身份转换之事正式提上日程，齐白石一方面向胡宝珠的“旧主人”胡南湖征求意见，另一方面，湘潭老家这边的意见也需要统一。

处理完这些事务后，正巧好友夏午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齐白石遂欣然上路，并直接由保定而回湘潭：

十月初一日，夏君使人来接余去保定游玩。

廿五，午刻由保定搭京汉车。

（十一月）……初五日到家。

正是在这次齐白石回乡省亲期间，胡宝珠怀上了齐白石的孩子，这就是后来生下来的齐良迟，齐白石第四个儿子。齐白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了相关信息：

（1921年五月）廿六日……得家书，知父母平安。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凭春姊所报，可喜可愁。

“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即是胡宝珠已有身孕。齐白石关于“儿孙之累”在日记中有多处叙及。

齐白石《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手稿，其中有“宝珠将欲真累我耶”之句。 北京画院藏

由于宝珠在家乡，1921年齐白石往返京湘两地的频率大为增加。根据齐白石的日记手稿，他于1921年正月廿一日离乡赴京后，又于当年九月初九再次返回老家；在湘潭仅住了十几天，九月廿五日得良琨电报，住在北京的长孙秉灵病重，齐白石即于次日起程返京，路上遭遇乱兵，十月初二才到北京。这次在北京呆了仅一个多月，十一月，齐白石又回了一趟湘潭，原因是胡宝珠产子，且产后身体状况欠佳。

这次返乡，齐白石一直住到了1922年五月十三日才回到北京。

1922年六月初二，齐白石从北京出发，回湘潭。出发的当天，齐白石特意租下了“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在家未作过多停留，十多天后，齐白石带着陈春君、胡宝珠和半岁的良迟等一大家人回到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陈春君在1919年至1922年期间的唯一一次北京之行。这也与《自述》中记载的陈春君在这四年间多次往返京湘的说法不一致。陈春君在北京只呆了两个月。当年八月，齐白石带着她一起回了湘潭，八月廿二日在北京起程，廿六日到老家。胡宝珠则留在了北京。

一个多月后，齐白石只身从老家再次回到北京。此后的大部分时间，胡宝珠就住在北京，照料齐白石的生活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