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千亿级创新药企——百济神州共同创始人，这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身份的AB两面。

在他的手上，有两支指挥棒，一支在北生所这方“改革试验田”赋予科学家更多自由，展开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探索;另一支则将原始创新成果带到“实战场”，撬动创新药研发。

“很多基础科研的终点可能只是一篇静静躺在库里的论文，如果能捕获原始创新的社会价值，是更有成就感的。”在王晓东眼中，创业的魅力难以抗拒。从他开始，10余年间，北生所共有7名科学家先后创业，渐渐形成一支科学家“创业天团”。

(资料图片)

2016年，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企业供图

我不参与企业管理，我只参与科研

2019年11月15日凌晨，当很多人仍在睡梦之中，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个中国本土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在美上市，改写了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的历史。当日清晨5时20分，百济神州对外宣布了这一喜讯，泽布替尼这一新药，让世界对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刮目相看。

掩映在百济神州的高光之下，有一个名字既显赫又低调，那就是这家企业的共同创始人、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因为他不直接参与百济神州的企业管理，鲜少在企业活动中露面，常让很多人忽略了他其实是一位科学家中的企业家。

21世纪初，全球生命科学产业欣欣向荣，我国在这一领域“跨越式发展”的改革试验也悄然启动。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将其作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基础科研“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模式”的试验田。

2003年的一天，王晓东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时任耶鲁大学分子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正教授的邓兴旺兴奋地跟他分享了北生所全球招聘所长、科研人员的消息。作为改革开放后出海留学、学有所成的游子，这一次祖国和时代的共同召唤，让王晓东心潮涌动。

当时，王晓东已是生命科学领域极负盛名的人才，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终身教授职务。他创造性揭示了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凋亡通路，首次发现了线粒体作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机理，这一发现对于治疗癌症有着重要意义。

正为北生所所长一职物色人选的国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吴瑞，将王晓东、邓兴旺等名字写进了推荐名单。“你们是有历史责任的。”吴瑞的这句话让王晓东至今印象深刻。2003年4月，王晓东回国参与了北生所首任所长竞聘。由于一时不能全身回国，他与邓兴旺成为北生所第一任联合所长。直至2010年，王晓东将工作重心全部转向国内，独立执掌北生所。

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地探索真正的科学问题，是王晓东的办所理念之一。在这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不重论文、奖项，而是进行5年一次的国际同行匿名书面评审。

“5年内不需要每年做考核汇报，科学家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攻坚克难。”北生所行政副所长黄嵩说。

随着全身心归国，王晓东创业的“冲动”又起。一方面，海外癌症治疗的新方法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四百万以上新发癌症病人对创新药有着迫切需求，身边亲友每每咨询“你有没有更好的癌症治疗方法”，都让王晓东无法平静。

2011年春天，“百济神州”注册成立，最初的实验室与北生所一样落户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王晓东与共同创始人、“中国通”欧雷强(John V.Oyler)早有约定，“我不参与企业管理，只参与科研有关的事。”对他而言，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科学家”。

这家从名字里透露出“百创新药，济世救民”远大愿景的新生公司，起初并不被市场看好。当时国内新药研发环境不理想，化学仿制药占据主导地位，要做动辄可能投入超过10亿美元、平均研发周期长达10年的创新药，几乎被认为是疯狂之举。

不太宽裕的启动资金主要花在了组建高水平团队上。最初的资金很快“烧完”，欧雷强飞回美国开始了漫长的筹钱之旅。百济的科学家们则埋头实验室，在北京没日没夜地加码研发。由于经费紧张，当时百济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大规模药物合成时，甚至把自家做饭的锅都拿过来，用各种方法尽快推进项目。

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迎来转折点，2012年至2016年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4.9%。作为这一领域的先发者，百济神州赢得资本青睐，几年间先后完成了在美股、港股和A股的三地上市，如今总市值已超过2000亿元。

为了跑出新药研发的加速度，王晓东为科研团队划定方向：“如果我们还不具备找到原创靶点和原创新药的能力，那我们至少要在临床前、临床疗效上，做到效果更好。”在这一思路下，百济神州先后在RAF(治疗实体瘤)、PARP(治疗卵巢癌)、BTK(治疗淋巴瘤)、PD-1(可治疗多种肿瘤)等多靶点药物上布局。其中一鸣惊人的科研成果泽布替尼，正是一款BTK抑制剂。

在泽布替尼的研发过程中，王晓东也曾在重要的“分岔路口”上拍板定案。最先从BTK抑制剂中嗅到机会的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发现，全球首个上市、用于治疗淋巴瘤的BTK抑制剂伊布替尼，其实是一个偶然开发的成果，对靶点的抑制并不完全。由此，团队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更专一的BTK抑制剂。但一些重量级研究者则认为，伊布替尼药效给力，恰恰是因为多靶点抑制。

面对这两条路径，最终王晓东做出选择：“要相信科学!做更专一的BTK抑制剂。”这个方向选对了，泽布替尼得以诞生。此后，泽布替尼向全球重量级药物——强生公司上市多年的伊布替尼发起挑战，并最终在“头对头”全球3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更高的疗效与安全性。

科学家创业不是“不务正业”

如今，百济神州已经站上全球舞台，与世界级药企同场竞技。而在北生所里，王晓东的下场创业，还有着特殊意义。

所长带头创业，最直接的效果是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创业，不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百济神州的成功，为其他创业者跑通了模式。”王晓东说。这种把企业交给更懂得管理和经营的人，科学家在企业里指导研发的创业模式，在北生所被不断复制。

2007年，在病毒受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李文辉回国加入北生所，潜心研究乙肝病毒受体。5年后，这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乙肝病毒的受体NTCP，一种牛磺胆酸转运蛋白。

李文辉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恰逢2015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李文辉也踏上创业之路，与黄嵩等同事一同创办了聚焦抗病毒药物的华辉安健。

“原始创新成果迈向转化的下一步，涉及产业的多个方面，要求和基础科研不同，需要转换到一个新的‘战场’。”李文辉说。在这个新“战场”上，华辉安健初战告捷，用于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病毒(HDV)感染的中和抗体HH-003注射液近日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

主攻炎症领域，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北生所研究员邵峰，也在2020年踏出实验室，创办了炎明生物。

“北生所里创业的科学家已经有7位，而且创业全部是基于自己的原始创新成果。”王晓东语气里透着骄傲。在他看来，科学家从实验室迈向企业的这一步，角色没有变，变的是对科研的理解。

已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中

超六成创始团队为科研人才

以科学家为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成员的“硬科技”创业，正成为模式创新和平台经济之后的创投界新宠。十年间，从北京放眼全国，科学家创业正走向“黄金时代”。

截至去年年底，已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中，超六成公司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或行业专家。在北京，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越来越多的领域，吸引着科学家成为双创翻涌浪潮里的一朵朵浪花。

北生所所在的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已吸引68位著名科学家来此一展创业拳脚。科学家创业渐成风潮的背后，还有着越来越多的专业孵化平台在助其腾飞。

2022年底，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5部门印发《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2022-2025年)》。方案鼓励标杆孵化器挖掘具备实力、热衷创造、勇于实践的顶尖青年科学家、产业服务专家、投资人和产品经理，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和场景需求，组建“超前孵化”合伙人团队。

翻开北京首批标杆孵化器及其创始团队的名单，从高校教师转型、历任多家跨国科技企业高管的陆奇，机器人领域知名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及名誉所长王田苗，在美国波士顿从事多年原创新药项目孵化的朱鹏程……一个个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极为响亮的名字跃然眼前，而他们，都在躬身为科学家创业服务，也进一步助推北京原创成果产业化落地。

(原标题：一位院士的A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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