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举办的2017中国外经贸新春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速创近年新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与不稳定周期。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外贸发展实现了稳中向好的目标实属不易。2017年，世界经济发展仍将困难和复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需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都给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就我国外经贸形势、中美、中欧经济关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和分析。

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

我国外贸发展仍存有利条件

美国新晋总统特朗普以非传统、反建制的政治取向给全球政治、经济走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特朗普推行的内外政策将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令国际形势面临复杂的变化。2017年，全球治理体制将在一系列不确定中形成“过渡”的特征：不稳定性升高，变数增多，风险加大。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2017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对华贸易政策会加剧我国外贸出口的短期困难，对我国应对外部局势变化形成压力。

同时，我国外贸发展依然存在区别有利条件。第一，国际机构对2017年全球整体形势的态度仍然乐观，认为世界经济在现有基础上将继续增长。第二，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我国出口提供新的发展空间。第三，供给侧改革将为我国贸易结构升级提供动力。第四，国家大力支持企业创新，这些创新企业将在品牌、技术、质量、服务等领域创造外贸竞争新优势，提供发展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第五，在世界经济动荡中，中国经济表现依然稳健，将为出口增长提供一定基础。

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等“黑天鹅事件”令世界经济走势发生了巨大变化。2017年，这些事件的溢出效应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影响，且仍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我们判断，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发展进一步放缓的威胁。美联储加息、汇率变化、特朗普执政、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以及欧洲的经济重构、各经济体的贸易战等，都将改变我们对全球经济走向的预期和判断。建议缩短应对周期，一定程度上压缩博弈空间;加强研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国际场合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在全球的实施，促进全球化进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丁一凡

如何彰显中国“确定性”优势？

在多年的宽松环境下，美国金融界积累了大量的衍生品。去年，美元走势非常不稳定。目前，美联储已进入加息周期，按照历史经验，美元会进一步走强。但近期美元走弱的变化与特朗普新政府有关。由于对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很多资本选择撤离美国。部分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减持美国国债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因此，美元不但没有回流，反而在流失。而美元走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近来，国际贸易增速一直低于全球GDP增速，已说明全球化进程在放缓。但特朗普政府并不这样认为，特朗普已撤销了很多多边贸易机制，要求制造业回流，并投入了更多双边机制。且先不论这样的贸易机制安排的效果，其影响已经显现。由此，跨境投资也将受到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国际贸易。不久前，一些关于唱衰中国外汇储备流失较大的言论是有失偏颇的。外储跌破3万亿美元伴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加速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行为造成的，而且这并非坏事。以地方为例，广东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其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速达18%以上。这大大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进程。

在全球政经面临多重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政策的稳定性显示了足够的吸引力。应思考，如何将中国政策的确定性转化成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动力?

当前，中国有几大稳定性，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其一，货币稳定。货币稳定性的前提是债务可控。目前，我国货币稳定性的问题被大肆炒作。就中央和地方政府而言，目前的债务远低于GDP60%的安全水平，是可控的。只要债务可控，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其二，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手续才会让稳定性发挥优势。中央政府从前年开始减少行政审批手续，但地方的行政管理似乎有回潮态势，这一点值得注意。

其三，加大对技术性企业的补贴力度。当前，很多新兴技术产业和企业，包括不少美国硅谷的公司，在大势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利用这样的契机，加大对技术性企业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吸引外资并改善我国经济结构。

其四，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对冲未来可能出现的关税壁垒。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沈丹阳

新变局下的中国贸易投资环境

现在看来，去年以来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并非孤立和偶然的，更不是短暂的。地区政治安全风险放大、欧美内部贫富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是全球政治发生大变局的必然反应。

这样的变局存在三个特点。第一，全球政治出现新常态，民粹主义冲击持续演进。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在美国，229个大都市中有203个出现了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纽约、洛杉矶、波士顿等城市的中产阶级所占比重已不及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但旧的体制短期内不会改变。西方资本精英统治的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特朗普也无法改变旧有体制。

第二，全球化面临变局。有舆论称全球经济进入了去全球化周期。一般认为，推动全球化有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因素。边际效益递减，才出现了大量逆全球化现象。然而，我们不必对全球化过于悲观。回顾历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一直相伴相生。逆全球化用反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还有政治基础，逆全球化声势浩大，但并没有逆转全球化主流。比如，加拿大和欧盟签订了自贸协定，说明在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加拿大等国家正成为自由贸易的新棋手。

第三，世界经济面临变局。当前，各大机构对全球贸易投资增长的预判较为谨慎。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预计，今年全球对外投资增速将下降10%~15%，全球贸易额将下降，增速在1.7%。很多专家就此分析，今年将是世界经济增速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30年平均值的第6年。世界经济形势在今年将呈现三大特点：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全球市场环境摇摆不定、全球经贸竞争针锋相对。

这样的变局影响几何?其对出口的影响总体尚可，今年出口很可能趋向量增质稳;进口发展或呈量稳质优态势，消费类商品进口将进一步增长。外资将呈现量增质优的发展态势。近期，国家鼓励地方出台一些吸引外资的政策，这些政策将会发生一些积极效用。“走出去”方面，很可能出现数量下降、质量进一步趋稳的局面，这与去年和前年的高基数关联密切。同时，科技创新将带来弯道超车的机遇。在不稳定的大环境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加倚重，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拓展合作的新机遇。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

中欧经贸前景值得期待

今年，英国将在3月底之前进行脱欧谈判，预计两年结束。该进程能否如期完成值得观望。

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相对于美国等国，欧盟对中国的态度较温和。除了双边贸易，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增速也快速发展。包括英国在内，英国和欧盟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均高于美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迈进。其间，自主研发和引进开发是两个重要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技术合作30%来自欧洲。对于中方的技术引进，美国持封锁态度，日本则不愿配合，欧洲却带来了巨大机遇。虽然仍有一定障碍，但和其他国家相比，欧洲的情况要明朗很多。因此，要利用此机会，争取欧洲更大程度的开放。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呈现顺差。对此，中方也在加大对欧盟的购买量，促进双方贸易平衡发展。在服务贸易方面，欧盟呈顺差，这是双方可以加强作为的方面。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会加剧。在此背景下，加强与欧洲的沟通合作很有必要。

中欧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在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方面，欧盟是支持推进相应改革和合作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走在了前列，最重要的伙伴就是欧洲。从出口而言，双方互为第二大伙伴;从进口而言，双方互为第一大来源地。逆差的情况需要多多注意。同时，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也对双方加强沟通和了解有所裨益。

英国脱欧可能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一些影响。在欧盟时，英国是自由贸易的旗手，一直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也赞同给予中国一定的市场经济地位，赞同与中国启动自贸协定谈判。英国脱欧显然会让我们在欧盟内部失去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成员。但这也不是坏事。我们与欧盟已在事实上启动了自贸区的谈判。目前看来，进展缓慢。所以，欧盟想把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试金石，看中国是否真正做到了开放。欧洲的诉求即是需要对等开放。

德国也面临大选，与德国一国的贸易量占我国与欧洲贸易总额的1/3。中企很多并购、高科技投资都在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如果继续执政，中德关系会相对稳定，中德关系也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

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如果说2016年出现很多“黑天鹅”，2017年会不会出现更多，变成“黑天鹅湖”?特朗普已经向全球化发起了全面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4~5月份的大选，勒庞如上台，法国将退欧，对欧盟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上层建筑无法推翻经济基础，全球化经济规律不可改变。所有的政治纲领、政策体系，包括特朗普新政及欧洲的很多提法都是上层建筑，并不是经济基础。全球化是经济基础，是全球化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把这些问题抛开，看全球化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地理大发现带动了跨国分工、贸易投资，历史大发现使跨国专业化分工取得进展。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是跨国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国际贸易空前发展。英国首先放弃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废除了《谷物法》。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国际分工的格局在两次工业革命后已具雏形。

信息革命进一步带来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信息革命首先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和数量增长，后者成为现代经济中跨国贸易与投资的引擎。在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形成。跨国的分工、跨国贸易和投资成为常态。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任，逆全球化能否成行?特朗普逆全球化是系统性错误。美国是WTO、北美自贸协定和中美贸易的受益者。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以来占了大便宜，美国则吃了亏。对2002年~2015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的出口和来自后者进口的数字进行比较，美国的增长速度都是更快的，不能说美国是输家。2009年~2015年，美国对签署自贸协定的20个国家的出口累计增长52%，对其他地区的出口累计增长34%，所以，自贸协定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出口利益和更多的就业。美国必将回归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因为经济规律不可阻挡，但会付出时间和经济的代价。

我认为英国脱欧不是逆全球化，英国脱欧并不是因为反对世界贸易。难民和相关体制约束了英国的利益。欧盟不是全球化的标准，是一体化的经济形式。

欧盟有三个弊端疏忽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稳定增长公约，财政必须稳定，赤字率不得超过3%，英国不能接受。二是28个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贸易政策，没有权利对外签订贸易协定，这是极大的官僚机构。英国脱欧以后，英国海外投资存量大致相当于其GDP的60%。英国的市场在全球，不能拿欧盟做标准。三是经济条件差异极大的17个成员国共同使用欧元，为了维持欧元稳定，不得不强行实施赤字率不得超过3%的规定。德国大选，即便默克尔失败，也不会导致德国逆全球化。上层建筑扭转不了经济基础和政策，根本问题不是全球化，而是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的激化，逆全球化思潮的政策不能简单看成个人现象，这仍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在经济基础层面，一是就业相对减少，特别是传统产业;二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和下降。这是全球化造成的吗?

美国的贫富差距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最富的1%拥有全国43%的收入。2013年，美国基尼指数达到41.0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呈“象形下降”。特朗普把这些归结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全球化，而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就业问题是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结果。1950年~1976年，美国劳动力总供给增加60%，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30%。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就业率减少80%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而不是因为国际贸易。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的必然结果。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品的疯狂扩张，这是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最高表现。贫富差距程度未必与全球化程度成正比。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几个非洲国家，全球化程度很低，美国处在中间水平，后面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英国、德国、丹麦、荷兰，这些国家的基尼指数很低。可见，国际贸易只是替罪羊，我们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责任编辑：李士英 HN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