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6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经济增长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成为耐人寻味的话题。

去年，我国的经济增速是6.7%，创26年来新低，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去年民间投资增速也下滑到3.2%。问题随之而来——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了民间投资的下滑，还是民间投资的下滑带来了经济增速的下降?

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所说，民营经济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它对市场的反应最敏感，投资的行业应该说都是能取得市场平均利润的。

也就是说要有利可图，民营经济会随机应变的。在“十二五”期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说明机会多、利润大;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前景不太明朗，民间投资当然也就刹车减速。这说明市场规律在充分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在规避市场风险。

由此看来，似乎是经济增速的变化影响了民间投资。但反过来看，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民营经济已经占据大半壁江山，每年创造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超过50%的财政税收，还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那么，当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到3.2%，自然也就要拖累经济增速。

这似乎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的目标，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那么，民间投资需要发挥什么作用?

所谓“更好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更高的增长速度，二是更好的经济质量。

从前者来说，民间投资的下滑其实也提供了一个下蹲起跳、提高增速的空间。如果民间投资能够重振雄风，那么经济增速超过6.5%也就大大有望。另外，每年的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进入民营经济，那么，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就离不开重振民间投资。

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现在需要“脱虚入实”、振兴实体经济，而民营经济正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中国经济需要在创新创业中，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而民间投资也正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著名的“BAT”是民营企业，在创新创业大潮中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业、新企业，也往往都是民企身份。

这就不难理解，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对民间投资那么重视。去年，他曾连续多次开会，部署扩大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工作。他说，必须认识到，民间投资总量大，对消费和就业都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这不仅关系到“稳增长”，更影响着“调结构”;不仅影响当前，还会影响未来几年发展。

一方面，固然是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周期的问题，带来了民间投资的减速;但另一方面，也一定还有其他一些体制机制原因，阻碍了民间投资的增长。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让其他一些原因更加凸显;也正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这些原因入手，消除民间投资增长的障碍，也就愈加重要。毕竟，经济周期很难改变，而体制机制的问题却可以解决。

针对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国务院去年曾派出督查组分赴各地，发现四大类问题，包括：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等。可见，民间投资不振，尚有原因;而提振民间投资，也尚有很大余地。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提法，可以说都是在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比如，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坚决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以“三个凡是”原则，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让企业广泛受益等等，无不是要大大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振民间投资。

从这个角度讲，也就不难理解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相应举措，比如落实“26条”、进一步简政放权、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进一步做好服务、维护好市场秩序等。

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的话说，就是还要让民企有空间投资、有能力投资、有动力投资、有信心投资。

事实上，只要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民间投资成长空间就会巨大，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也会巨大。比如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国企主要集中于三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私营企业在三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占比仅为7.1%。在这些领域，怎么开放市场，吸引民间投资，就显得特别重要。据有关统计，去年以来，有1400个已公示社会资本方中标人的项目，通过PPP方式进行投资，总投资2.4万亿元，显示了民间投资的踊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