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在上任100天之际，高调宣布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税改计划”。新税改体现了特朗普一贯的“美国优先”战略，与市场普遍预期仍有较大差别，其着眼点在于对财富的再分配。例如，税改计划将取消AMT(替代性最低限额税，一种防止富豪们偷税漏税的次级税)、遗产税、净投资所得税和房产税，并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低至15%。

综合而言，如果特朗普这整套计划真能付诸实施，将公司税率从全球最高之一调至全球最低之一，处于社会最顶层0.1%的人口享受税后收入减免的额度将超过14%，远远超过其他收入群体;税改方案允许那种“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Pass-Through)类型的企业也享受15%新税率。“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类型企业，是把企业利润分给公司高管，再由这些高管通过个税渠道纳税。这种类型的企业既包括一些中小型家族企业，也包括一些富得流油的对冲基金公司和律所。所有这些，对美国及全球的财富分配，对金融资本的走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称，此次税改的目的是对中产阶层减税，大幅简化税务系统，减轻美国人报税时的负担，以阻止税收逆转来扩大就业，让美国企业在全球更有竞争力，同时不增加负债和赤字。然而，仅最后这一点恐怕就事与愿违。如果减税计划顺利实施，单是公司税降到15%一项，预计将在今年减少财政收入1080亿美元，明年减收将达2150亿美元。据测算，为期10年的综合税改计划将削减4.4万亿—5.9万亿美元税收，这无疑将显著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但降税带来的扩大税基，能否弥补财政收入则难以估量。

早前，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的相关估算就表明，下调一个百分点税率将导致未来十年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减少1000亿美元。照此估算，下调20个百分点税率，意味着未来10年减少2万亿美元收入。而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最新测算，特朗普税改要把美国合伙人制企业(pass-through businesses)的最高税率由39.6%降至15%，这个减税方案在未来10年将给联邦政府增加2.4万亿美元成本，再加上特朗普竞选时承诺的减免各种个人所得税，在未来10年联邦政府将增加9.5万亿美元成本，财政赤字将扩大到逾1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占比GDP峰值将由先前预估的89%大幅抬升至111%。再加上此前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所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蓝图(目前尚未公布具体方案)，将大大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

从债务成本角度看，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及债务债权结构，显示美国廉价融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变了全球金融货币循环。随着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外汇储备对GDP比例降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5%左右的历史均值。这也预示着以美国真实利率为基准的全球利率水平，将随全球失衡的纠正和美国国债等债券融资成本上行而进一步提升。近一段时间，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2%，远远高于金融危机期间的平均水平。

此外，债务上限也是新税改绕不过去的“坎儿”。多年以来，债务上限都是美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债务上限的制度设计始于1917年，是指美国国会一次性批准的一定时期内美国国债最大发行额。回顾美国债务历史，自1940年有此项记录以来，债务上限已上调了104次，几乎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包括里根政府18次、克林顿政府8次、小布什政府7次和奥巴马政府9次。2008年迄今，美国未偿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已近历史峰值。截至3月9日，美国实际债务规模已达19.86万亿美元，接近20万亿美元大关。

不过，以往的经验也表明，债务上限似乎更像是白宫与国会以及两党博弈的筹码。为了真正避免政府“停摆”或“关门”风险，美国依旧会采取一贯而为之的“债务展期”策略。4月30日，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谈判代表就2017财政年度最后五个月大约1.1万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达成了协议，这使美国联邦政府能持续运转至9月30日。财政部长姆努钦更宣称，美国政府将发行超长期债券来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

不容忽视的是，此次税改方案也有被否决的风险。特朗普减税计划要想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尽管目前美国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控制，但国会与白宫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财政保守的共和党人就反对增加任何公共债务。而众议院议长瑞恩主导的税改方案将财政中性放在首要位置，希望所有的减税须由数额相当的增收措施作为对冲，这意味着会与国会有一番剧烈的讨价还价过程。此外，美国国会预算规则要求任何税收减免政策最长一期为10年，而减税损失却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民调显示，特朗普已成上任百日内支持率最低的总统。这么看来，新税改的最终走向仍可能有较大变数。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