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税负到底高不高?最近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

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带领课题组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四个城市进行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并在11月提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这对绝大企业意味着死亡”。这一结论刚一发布，便在经济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12月中旬，福耀玻璃(600660,股吧)董事长曹德旺的一番言论可谓“火上浇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

那么中国企业是否真的面临着“死亡税率”的威胁?世界银行统计出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这一数字含金量如何?税率给中美两国制造业实际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2月23日整理出围绕着“制造业”和“税负”两个关键词的8个核心问题，连线4位学者进行了解答。

这4位学者是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教授樊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胡怡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李炜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他们中有“死亡税率”的提出者，也有“死亡税率”说法的质疑者。可以说，这是一场汇集辩论正反两方的圆桌讨论。

焦点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何？

樊勇：宏观税负有几个口径：税收除以GDP是最小口径;税收加上政府收费收入是中口径;最后大口径还要加上社保、土地出让金，这些在中国是比较特色的，因为社保在国外是在税里面的，中国的社保是没有在税里面的。大意上讲他应该说的是第三个口径，就是全部加起来。这以前我们有研究，现在也有人研究，中国不算高的，或者是中等偏上一点点，但是不是那么高的。中国是36%、37%的样子。这是政府名义上拿过来的所有钱，正式的，有法律依据的。税收，也就是最小口径，可能在18%左右，近年都差不多，不会超过20%。

冯兴元：计算中国的不同口径“宏观税负”，需要看看“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账、社保基金账、政府性基金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利润。

我们可以计算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以2015年为例，第一种属于窄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值为22%。第二种属于中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值为35%。第三种属于宽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值为38.5%。考虑到以上五个因素，宽口径的宏观税负约为38.5%，再加上估计2%的“三乱”收入，1.4%的CPI，最终合计约为41.4%。如果再考虑由于目前雾霾问题严重，或者为了迎接大型活动，有关地方关闭工厂、工地或者市场，或者限制开工开业。对于企业来说，其蒙受的损失，至少也算是一种“税费”。这种“税费”可以至少按GDP的1%计算。这样得到宽口径宏观税负44.4%。上述口径还没有考虑这么多年来各地往高虚报GDP增长率所导致的GDP虚增造成的宏观税负计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问题。也没有考虑我国2015年一般预算赤字23551亿元(即赤字率达到3.48%)，更没有考虑到其它政府负债的净增状况。把这些因素折进去一部分，宏观税负就会更高。很简单，结论是宏观税负总体不低。无论如何，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一点，不要拿小口径论定我国宏观税负轻。

焦点二：宏观税负中，企业要承担多大一部分？

胡怡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大概的国家总的宏观税负的指标。我们总的税收占GDP比重大概是30%不到一点。但是企业普遍反映比较重。是不是就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企业是作为缴税主体，所以它的税负比较重。

李炜光：宏观税负的官方数据是将近30%，学界一般认为将近40%，我计算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在37%左右。其中企业缴纳占比90%，这个数据是没有争议的，官方应该也同意。

樊勇：企业承担整个宏观税负的90%，我不知道他(李炜光)怎么算出来的。企业交的税并不等于它承担的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比方说企业这个东西原来卖1000元，就收增值税170元，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1170元，是下家买东西的人付的。税170是企业交，但是从下家那里拿1170，企业拿1000元的销售额。理论上是可以转嫁的，当然实际上也可能转嫁不出去，所以实际情况很复杂，要看供给弹性。企业可能承担一部分，但不可能说全部都是企业承担。

焦点三：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企业“总税率”(税收+强制缴费/商业利润)一项，中国为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请问这个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中国企业税负的真实情况?

樊勇：世界银行的数据、《福布斯》排行榜，在指标选取上都有很大的主观性。世界银行是除以利润，宏观税负国际上一般都是除以GDP的。中国主要是以增值税，间接税为主，西方国家是以所得税，也就是直接税为主。所以西方国家用这个“所得”比例，也就是利润就比较合适。用利润作为分母的话，一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利润较少。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肯定不如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的产业并不多。所以分母不一样。另一个就是它现在用了哪一部分的企业数据也不能确定，现在没有一个数据能说明中国企业利润的整体水平，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利润数据基本上是没有的，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够。这个指标的客观性是不足的，不能拿来做简单比较。

胡怡建：世行这个指标，就和《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一样，很多时候是把企业可能收的税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李炜光：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即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净利润。2013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世行这个结果并没有将流转税(即增值税)算进去。

世界银行这个指标中有一项叫做“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68%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很多人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在国外，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