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四：如何解读李炜光提出的40%“死亡税率”？中国企业实际的税负情况如何？

樊勇：“死亡税率”从学术上讲是没有这个词的，实践上也没有。流转税在理论上是消费者承担的，企业是不承担增值税的。大部分应该是消费者承担的。理论上只要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就转嫁给消费者了。美国没有流转税，没有中间环节的税，消费税就是消费者承担。营改增后，增值税可能要占到企业税一半左右。其他的所得税，亏本是不用交所得税的。企业怎么就“死亡”了呢?

胡怡建：我们必须看到企业税里面有一个是税，还有一个是收费。总的加起来比较高，不一定是税本身比较高。企业收费、土地出让金啊、社保等等加起来的各级负担比较重。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税重还是整体负担重?我们是减税还是税以外的收费?

冯兴元：李炜光教授今年上半年的调研报告得出结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达到87%。”企业的负担是各种主观感受的成本综合起来的结果，包括税费、劳动力、资金成本、产权问题等。企业家觉得这么税费很多，利润少甚至负，这种主观感受很重要。

中国企业在利润为负还要纳税，那是切切实实的成本，谈不上转移出去。重得经营不下去了，谈税负转移没有意义。如果其它成本高了，税负降低一点，企业就活下去了。很多企业因为总负担重，很多产品就不选择接单生产。这个是事实，这种感受很真实。税负转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般总是有部分税负转嫁不出去，部分税负可转嫁。市场竞争厉害，产品价格低，需求弹性低，税负的一大部分就转嫁不出去。对增值要纳税，17%或者其它税率，但是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貌似挣钱，如果回款出问题，就亏损了，增值税是提前付出，没回款也要付。亏损了也纳税，还要优先保证员工工资的支付。

优质幼儿奶粉，需求刚性大，即弹性小，卖方可以加价卖出，就可以把税负转嫁给买方。但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产品，供给弹性大，不容易把税负转嫁给买方。税率必然是企业生产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我国企业所得税率25%，增值税率最高17%，如果建筑企业的进项是农民提供的砂石料，由于农民提供不了增值税发票，企业进项就没有什么抵扣的了，这个时候，增值部分倾向于营业税额，所得税应征的去掉一些人员和办公成本低于营业税额，两者加起来接近营业额的30%以上，这是完全可能的。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筑企业叫苦最厉害。

李炜光：我参考了中金公司易峘、梁红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资金流量表显示，(不包括社保缴费的)中国企业部门税负占其税前收入的40%以上，而美国则不到30%。尽管中国的部分间接税理论上可以转嫁给终端消费者，但其最初的纳税仍由企业承担。”

而且，企业是不能将所有税负都转嫁出去的。除了增值税理论上是可以转嫁出去的，但是也不是全不能转嫁，企业要承担转嫁不出去的增值税大概占三分之一，这会影响企业的利润。

税负高，成本也就高了，企业理论上可以在定价环节将之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现实情况是，假如你是企业家，你能随便定价吗?市场上商品是有平均价格的，定价太贵了你东西能卖出去吗?

焦点五：税负如何影响了我国的制造业企业生存现状？

樊勇：决定企业经营的根本还是企业产品的竞争力。税收只是个楔子，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所有国家都一样。世界制造工厂是哪?是美国吗?不是，是东南亚啊。曹德旺去美国建厂，不代表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就在美国。为什么全球的制造重心近几年起先向中国，后来向东南亚转移，是因为税吗?现在迁移到东南亚，也主要是因为人工成本，这都是有公论的，不是因为税收啊。

李炜光：当然是存在有的企业本身竞争力不够，利润少不能全怪税负多，但是税收因素到底在影响企业竞争力中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这要具体分析了吧。如果税负过重影响了企业不能进一步投资、创新，它竞争力自然也就弱了。

胡怡建：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

冯兴元：税收绝对会成为决定因素，比如美国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第一步把所得税降低到20-25%左右，以后慢慢继续降税，同时维持美国对海外企业的35%所得税率。那么制造业在发生美国第一步税改之后就会开始大量回流美国绝对可能。这个时候，当然全球会跟进减税，试图对冲美国“新政”的影响。税收既可能发挥决定因素，也可能被其它因素对冲。所以中央才决定在明年供给侧改革中把减税、降负、降成本联动考虑。其实今年社保费率已经开始允许有所松动。社会缴款在中国是政府统一管理，很大长度上现收现付，其实就相当于税收，不能不放在政府税费之外。这与19世纪英国大量存在的合作保险或者互助保险完全不一样。

焦点六：如何看待曹德旺说的“中国综合税负要比美国高35%”

胡怡建：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他的依据和来源怎么算，可能就有一个口径问题。那么到底怎么算他们的税负，我们没有看到计算公式。所以我们没办法下一个结论，他说了一个35%，这个35%是怎么来的，这是从他的直观来看，这是从他企业的调研来看，他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

樊勇：国际比较要有可比性才能比，不然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法虽然是一种方法，但因为现实条件约束，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美国做一个国际比较。我们和美国的税制结构不一样，具体的国情不一样，单纯从比较法得到一个结论不是很严谨。曹德旺说的是一个个案，他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值得质疑的。

冯兴元：可能啊。他作为企业家对他的投资项目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中国的财政学家只是远距离观察。

焦点七：中国也正在进行税改，其中将如何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胡怡建：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元。第三就是营改增，也是减税嘛。在减税过程中特别重视税制结构。也就是我们要尽力减轻企业的税负。因为我们现在的税收重点是在企业身上。可能在商品销售啊生产过程中比较重，但是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出现了一些财产、收入非常高，但是纳的税并不多;依靠生产绩益说并不多，但承担税收非常多的问题。

樊勇：第一在流转税方面，就是增加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尽可能把税负转嫁给下游。第二在所得税方面，就是增加企业的盈利。所以这两个因素核心依然在于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还有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必要的一些税率、税基的下调，也是可以考虑的。

冯兴元：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低，“死亡税率”或者准“死亡税率”要正视，“死亡利率”和其它致命成本因素也要关注。不在于纠结于讨论个别学者对“死亡税率”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而在于基于有关民企税费负担总体上较重、需要减税降费这一上下共识，真正去落实减税降费的改革，最后走向低税模式为上策。

焦点八：如何看待美国候选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减至15%?这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有多大影响?

樊勇：大幅下降税率肯定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美国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但在美国，一个企业关键的成本不仅仅是税收，还有人工成本、原材料，都在里面。美国它人工成本比较贵，制度运行成本也很高，比如劳工的福利保障，比如对环境的管制。原材料里面能源成本比较便宜，其他可能要贵一点。所以特朗普真的要减税，出来的效果也是要看的，要从综合成本进行评估。

胡怡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元，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冯兴元：低税模式对个人和企业创收的正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对创新的推动力也是不可估量的。美国完全可以分步搞减税。只要美国朝着这个方向切切实实走了一部，比较会发生一场全球低税革命。美国搞的话，估计会维持对海外公司较高的所得税，但是对国内企业落实低税模式。这是一石两鸟，因为特朗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的一些高支出是可以转嫁的，比如军事支出，以后其盟国要承担更大的费用份额。我们学界应该特别重视美国的动向。也要重视如何协助政府提出的减税、降负、降成本的联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