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谈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实质，远比世界银行提出此事之初及我国社会争论之初丰富得多。

在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初，还仅仅是一个数量统计的概念。2008年国内开始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我国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保持了中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超过9000美元，“十三五”期间将闯过1万美元大关，“十四五”时期将超过125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应该说，从统计意义上来谈论“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并没有太大意义。

现有国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原因的分析，不外乎从产业、社会、体制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然而，分析过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前期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核心技术依附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出现了生产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使得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并导致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的较低增长逐步收敛，难以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经济转型政策不力，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实体部门或实体经济部门，债务风险高企;如果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失当，将进一步导致债务风险暴露和资金从实体经济抽逃，加速经济进入衰退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矛盾逐步凸显，国家将出现产业转型艰难、社会矛盾突出、体制障碍重重等问题，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关键是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盘活存量资源逐步消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遗留的诸多问题，通过形成增量资源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和新动能，同时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和出现失误。

一是推进存量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生产要素进入新产业领域。“三去一降一补”正是要加快存量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释放传统产业的积压要素，通过去库存盘活房地产资源，通过去杠杆减轻实体经济债务负担，通过降成本吸引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通过补短板加快实体经济自生能力的塑造。应该说，近年我国存量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为下一步推进增量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推进增量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要加快落实各项改革新任务，在继续推进存量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化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力争“破、立、降”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为新动能培育留出有效空间。主动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形成一批高成长的新技术和新模式产业领域，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通过增量改革形成培育新动能的良好制度环境。

三是实施稳健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培育新动能创造良好宏观环境。要长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关键是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新动能产业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其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应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曾铮)